正规配资门户网女记者战地日记丨清洁工的一句话，让我久久不能平静

【编者按】这是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睿的战地日记。她身处德黑兰，既是战争的亲历者，也是观察者。在她的日记里，可以看见这场战争中，一个个具体的普通人、一幕幕身边的具体场景，以及她最真实的感受。

昨夜的爆炸声让我觉得像地震。大概晚上11点、12点的时候，我迷迷糊糊听到一种沉闷而巨大的响声，像地震。我打开窗往外看了看，又看不出什么，就继续睡了。一直睡到凌晨5点，又被一阵巨响惊醒，可也不知道究竟炸在了哪里。醒来之后就再也睡不着，只能拿起手机看新闻，躺在床上等天亮。

6点半起来吃早饭，准备早间连线。连线的内容主要还是伊朗当前的局势，还有最新消息。8点左右，我开始写稿。一篇是关于伊朗警告海湾国家和美国：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设施，那么伊朗也会打击地区内与美国相关的石油基础设施。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也警告说，如果特朗普下令攻击伊朗电力设施，那么伊朗在第一时间也会让地区国家断电。还有伊朗方面说向美军、伊拉克方向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，又说把美国的一架无人加油机击落，美国林肯号航母失去作战能力被迫返航等等。我看到这些，只感觉到要越打越凶，只怕双方很快就要进行最后的决战了。

今天早上特别冷，还下着雨。写完稿子，我又把昨天去穆森小时候生活的那个受袭街区拍到的内容剪辑出来，写成一个报道。我想，得把那种“一个人走在自己从小长大的地方，看着变成废墟的心情”写出来。

差不多10点，穆森和司机来了，我们一起出发去市中心广场拍“圣城日”大游行。圣城日，是1979年已故领袖霍梅尼命名的，是每年斋月最后一个星期五，这一天伊朗全国都会举行民众大游行，支持巴勒斯坦反抗以色列。今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声明中呼吁民众广泛参与，显示力量。

我们大概十点半到市中心，街上人还不算特别多。走到瓦利亚斯尔广场附近时，路就开始封了。我们说是记者，军警就让我们的车进去了。穆森还挺惊讶，说往年都不让车靠近，通常到离广场很远的地方就得下车。可今天居然允许一直开进去。穆森说，可能现在战时状态，大家忙做一团，不像以前那样严管了。

我们开到革命广场附近，正好碰上伊朗国家电视台的记者在采访。他见到我，还问我：“你看到前面了吗？那边还在冒烟，刚爆炸完。”我看看远处的天空，白色的烟在慢慢扩散，不仔细看有点看不清楚。他问我：“你怎么看伊朗人上街？”我说：“你们很勇敢，我向你们学习。”他又问：“你觉得这场战争会有什么结果？”我说：“希望会有一个好的结果。”

我们开始采访。慢慢地，人越来越多了，从四面八方走来。往年圣城日主要是声援巴勒斯坦，可这一次是在战争中，我明显感觉到现场的口号和气氛，已经不只是“支持巴勒斯坦”，还带着一种战时动员的意味。反美、反以、支持政府、抵抗侵略，这样的声音明显更高。很多人都在喊，要狠狠打击美国和以色列，为烈士报仇。

不过我也注意到，现场并不只有那种狂热的体制支持者。有一对中年夫妇，看起来不像那种会参加这类活动的人。那个女人甚至没有好好戴头巾。我问她以前来过没有，她说从来没有。我问她那为什么今天来了。她说，就是想来告诉美国和以色列：为什么要侵略我们的国家，为什么要杀这么多平民，杀那么多小学生。她说她来这里，就是为了反对侵略。她讲话的时候很平静，但那种平静里有很深的愤怒，虽然不喊口号，可是整个人都透出一种克制的怒气。这让我印象很深。

采访差不多后，我们就准备撤了。走的时候，还看到有人让两个孩子举着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的画像，上面写着“go to hell”，大家围着拍照。

回来的路上，我看到从瓦利亚斯尔广场一直到革命广场、再到阿扎迪自由广场，这整条游行大道上的人都在慢慢增多。可一离开游行区域，你就立刻看到另一种现实：街上冷冷清清，下着雨，很冷，路上没什么车，也没什么人，还能听到轰炸声。

司机说快过年了，人们大都盼着战争结束。他感叹，现在战争才不过十来天，大家其实已经快到极限了。他说自己记得很清楚，两伊战争打了八年，飞机从头顶低空掠过，轰鸣声震得人耳朵发麻，冲击波压下来，连玻璃都能被震碎。可那时候大家都坚持了下来。但现在不一样。现在这种日复一日的不安、爆炸和等待，让人极为疲惫。穆森说真不知道那八年怎么过下来的。他只要一想战争要打八年，心都凉了，想都不敢想。我说我也觉得是度日如年，真的很佩服伊朗人的忍耐力。

司机又说，今年的努鲁兹节和开斋节碰在一起了，新年同时过两个节。这样的年份本来就少见，所以谁都会忍不住去想：今年这个节，究竟会过成什么样。

3月21日是努鲁兹节，是伊朗新年的第一天；而3月20日除夕，又恰好是伊斯兰教的开斋节。连我也觉得，这样的巧合颇耐人寻味。努鲁兹节承载着古波斯文明的记忆，是伊朗最古老、也最深植人心的传统节日；开斋节则是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节日之一，象征着斋月结束后的感恩、团聚与安宁。两个节日罕见地前后相接，仿佛古老的波斯与后来的伊斯兰，在这个特殊的年份里并肩而立。按理说，这该是双喜临门的时刻。可在战争阴影之下，这份重合也显得格外复杂。它像是一种提醒：这个国家既属于古老的土地，也属于此刻仍在延续的宗教信仰。伊斯兰教和千年的波斯文明并不矛盾冲突，他们就像伊朗所经历的不同阶段，深深的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伊朗独特的身份象征。而此时在战争当中同时迎来的这两个最重要的节日，似乎在暗示着某种新的开始。

说着说着，司机和穆森就聊到了宗教仪式。穆森说他很想知道开斋节大礼拜要由谁来主持，因为往年开斋节的礼拜都是由最高领袖主持的。但这次新任领袖穆杰塔巴是否会露面，大家都很好奇。

话题很自然地转到了穆杰塔巴身上。

我问穆森，你见过他吗？穆森说，真正面对面倒没有，只是好像在一些仪式画面里扫过人群的时候见过他的身影。他努力回忆说印象中似乎在某些追悼会、某些公开场合里见过他，但要真说清楚在哪一次、是什么场合，又说不太上来。好像这个人总是在，却又始终没有真正清晰地站到台前。我说，我有一次在德黑兰大学远远见过他，感觉很亲和，旁边也没有站着保镖。自然大家又开始讨论了一下各种有关领袖受伤的传闻。

紧接着我又想起，下周二晚上，也就是一年的最后一个星期二晚上，会迎来传统的“跳火节”——也就是红色星期三（chaharshanbe soori）。按往年的习惯，那是一个热热闹闹的节日。人们喜欢放烟花，或点燃篝火。我们以前的房东太太也会在院子点篝火，让楼里的人下来跳火，人们跨过篝火，借此驱走病魔邪恶，带来吉兆。房东太太还会给大家分发糖果。每年这一天下午，人们都提前下班回家，学校会提前放学，生怕被鞭炮烟花炸到。可今年呢？战争还在继续，我说人们还会过跳火节吗？司机嘟囔了一句，现在谁还有心思过？更何况我们现在天天都在过“跳火节”。我问司机：今年是在这里过节，还是要去库尔德斯坦老家过年。司机说那边也打的厉害，就打算呆在德黑兰和儿女一家人过年。

我们刚到家，伊朗爸爸就打来电话。当时我正好还在录音，伊朗爸爸就给穆森打电话问我们平安与否。原来是以色列又发布了警告，要求德黑兰市中心那两个区域的人尽快撤离，说要轰炸那一带。他们担心我还在集会现场。其实在回来的路上，穆森的太太也打电话，说他们那边附近（他们昨天住在自己家里）又炸了，很担心，让他赶紧回家。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，小女儿才一岁多，儿子也不过七岁，遇到这种空袭，肯定特别害怕。穆森一路都在安慰她，说别担心，说马上回来，他也给朋友打电话，看能不能让他们先去照看一下。

等一回到办公室，穆森就立刻开始编片。弄完之后，他匆匆赶回家去，说得赶紧回去看看妻子和孩子，怕他们吓坏了。

没过多久，我就在新闻里看到，我们离开后不久，靠近集会现场的自由广场附近就发生了爆炸。人群上空腾起浓烟，一名女子被弹片击中身亡。电视画面里，有人受伤倒地，有人举着染血的国旗，高喊“打倒美国”、“打倒以色列”。当时，正在现场接受采访的最高司法总监埃杰伊也遇上了爆炸。记者一边惊呼“爆炸了，后退”，一边追问他的感受。埃杰伊回答说，雨水和炮弹都不会让民众感到畏惧，只会让他们更加反抗。

看到这里，我心里轻轻叹了一口气。我觉得，以色列还是不了解伊朗。在人群旁边投下导弹，既没有让民众害怕，摧毁这场集会，反而只会更深地激起伊朗人的愤怒。在很多伊朗人看来，这不仅是一次袭击，更像是一种挑衅。所以，爆炸不是让人退缩，而是让更多人觉得，自己必须站得更稳，喊得更大声。

今天清洁工也来了。我问他害不害怕，他说当然害怕，谁不担心呢，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，一切都不明朗。我又问他，那你当初希望美国打过来推翻政权，现在又不希望了？他说那时以为斩首哈梅内伊后一两天就结束了，现在国家被炸的这么厉害死那么多人，政权依然稳固，所以他也就不报希望了。我问他那你希望战争最后怎样结束？他说他也不知道，应该是胜利才行吧。后来我问他：“那什么时候才算胜利？”他说，只有等到伊朗从美国那里拿到赔偿，才叫胜利。现在还不算。我半开玩笑地说，从美国那里拿赔偿，恐怕不太可能吧。他说，如果不给赔偿，那我们就要让他们付出代价，要从后方打他们，直到他们真的承担损失。

清洁工说，希望这场战争最好在这周结束，因为下周就要过年了。如果战争结束了，他要回老家和家人一起过年庆祝，他说这是最好的新年红包（eidi）。

他最在意的还是经济。他说，伊朗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其实就是经济，国家早被掏空了。他还提到沙特，说像沙特王储本·萨勒曼那样，伊朗的新领导人能重新整顿国家，改善经济，那也许还有希望。所以他们心里会想，也许穆杰塔巴跟他父亲不一样，会走另一条路，会改变政策，让人民接受他。当然，现在谁也不知道，因为他一直没有公开露面，外面各种传闻也很多。他问我，穆杰塔巴还活着吗？听说他昏迷不醒成了植物人。我说不知道，官方说他好着呢，只是受轻伤。

清洁工最后说的一句话，让我久久不能平静。

他说：“我们老百姓很可怜，被夹在中间，没有选择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打来打去。到了现在，谁输谁赢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，总得有个结果。要是什么都不改变，还和原来一样，还是这么悬着、不确定的状态，没有尽头，那才最糟糕。”

这句话让我回味了很久。

到了今天，很多人心里想要的，未必是谁赢谁输，而只是一个结果。哪怕这个结果未必如意，哪怕它仍会带来千疮百孔的伤痛，也总比这样无休止地拖下去要好。因为最让人疲惫的，往往不是灾难本身，而是灾难迟迟不结束；最让人窒息的，也不是答案残酷，而是始终没有答案。

我甚至觉得，这不仅是说要结束从去年6月12日战争后伊朗陷入的“不战不和”的状态，更是要终结这47年来伊朗所面临的动荡不安。47年来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美以始终是敌人，彼此敌对，互相威胁，却终没有动手，而这一次终于真正开始了最后的决战。对伊朗普通老百姓来说，所谓和平，首先不是胜利，而是结束战争。

我们叫了个烤鸡（juje kabab），没有想到居然还可以点外卖。战争打到第14天，外卖还在送，生活在继续。

吃完饭后，我开始发片、准备连线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伊朗妈妈打来了电话。她一开口就问我们怎么样。我说还好。她说昨晚他们那边特别乱，爆炸声一阵接一阵，密得像鼓点一样，声音大得就像地震。有人说，可能是因为炸弹威力太大，而且打得很深，像是在炸德黑兰地下深处的设施，所以声音才那么闷、那么沉、那么吓人。她说今天稍微好一点了，但昨晚真的很厉害。

我就跟她讲了今天去圣城日现场的事，说我们刚离开不久，那边就传出爆炸消息，新闻里还说有人在现场附近死亡。总统佩泽希齐扬、拉里贾尼、司法系统高层都去了现场，爆炸发生后，人们还继续游行，说要战斗到底。我也在不停连线。

伊朗妈妈又告诉我，伊朗爸爸有个朋友住在市中心法特米广场附近，当时正好在现场，给他们发消息说，一声巨响之后，整条街都乱了，有人往这边跑，有人往那边挤，所有人都吓坏了。我说她说得对，因为我们虽然先离开了，但我确实能想象那种混乱。可即便这样，游行还是继续了下去。某种程度上，以色列这样在附近轰炸，像是在恐吓，可结果却激起更多伊朗人的斗志。

我还跟她说，今天一早也炸得很厉害，我们去现场的时候，穆森太太一直不停打电话，后来穆森只好赶紧回去了。伊朗妈妈说，像她这样带着两个小孩，轰炸一来，孩子们肯定会怕得不行，而母亲在那一刻往往什么都做不了，只会格外无助。她说，现在真的很可怜。

我又告诉她，领导已经叮嘱我，不要再去太敏感的地方，要尽量去相对安全的区域。她说这是对的，现在真的太危险了，哪里都不安全，到处都可能爆炸，还是要尽量少出门。

后来我们又聊到她自己的身体。她说自己刚刚有点咳嗽，洗完澡以后给自己泡了一杯热水，里面放了藏红花、豆蔻、花瓣和冰糖，喝完就睡着了。她说平时白天根本睡不着，估计是真的太累了。她昨晚几乎整夜没睡，家里一炸起来窗户玻璃一起震，整个人躺在床上就会想：他们今晚到底在炸什么？为什么感觉像是地下很深的地方在猛烈撞击。我说德黑兰的地下能有什么呢？也许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秘密。

说着说着，我们就聊到了快要到来的节日。下周就是跳火节，再往后就是新年。今年偏偏又赶上开斋节。原本这应该是大家讨论过年、买东西、准备鲜花、走亲访友的时候，可现在每个人在说这些事之前，都会下意识地加一个前提：如果到那时战争结束就好了。

我说我不知道伊朗人今年会不会有心思过年。伊朗妈妈很坚定地跟我说：不管怎么样，伊朗人都会过新年。她说，只要伊朗人还活着，就不会错过努鲁兹。别的节日也许时间久了会淡，可努鲁兹节不一样。新旧年交替的那一刻，对伊朗人来说永远特别珍贵。无论如何，人们都会过节，一定会过。哪怕身处荒野，哪怕什么都没有，也会摆出七样供桌。也许不会像往年那样跳舞，不会那么热闹，但七样供桌一定会摆。

她说，伊朗两千多年来一直在经历外族入侵，蒙古人、阿拉伯人，很多事情都经历过，但努鲁兹一直都在。她还提起一个故事，说蒙古人屠城后，整个城市都在悲伤中，但努鲁兹节到了，还是有人跳起舞来庆祝。因为诺鲁兹节日早就不只是一个节日，而是伊朗人延续千年的象征，是一种抵抗悲伤、抵抗破碎的方式。一个民族只要文化还活着，它就会在自己的传统中继续活下去。

她还说，努鲁兹和土地本身就是连在一起的。到了那个时刻，大地就开始变化，寒冷离去，温暖到来，太阳重新变得明亮，白昼一点点变长，土地随着诺鲁兹苏醒，伊朗人也总是在努鲁兹里重新活过来。哪怕在哀悼中，哪怕家里刚失去了亲人，人们仍会摆七样供桌，只是在上面系一条黑丝带。努鲁兹节始终在那里，不会消失。

她给我讲起几天前去超市的情景。一个比她年长的女人，在店里到处找做传统面汤（sup reshte）的细面。店主说没有了，战争以来货一直补不上。那女人一下就急了。店主问她为什么这么着急，她说：再过几天就是跳火节了，那天按照传统要做面汤，如果今年连这道饭都做不成，那这一年可怎么办呢？

伊朗妈妈说，你看，传统就是这样活下来的。只要文化还在，它就会靠这些细小而固执的习惯活下来。她说，我们这个民族就是这样，哪怕死一百次，也会重新站起来。她这番话，让我心里生出很深的敬意。

此前我并没有真正意识到，努鲁兹节对伊朗人意味着什么。它并不只是一个节日，不只是辞旧迎新的仪式，而更像是一种深埋在民族血脉里的记忆和信念。正因为他们如此热爱自己的传统，珍视自己的文化，那些跨越两千多年的波斯文明，才没有在一次次战争、动荡和侵略中断裂，始终顽强地延续到了今天。也许，真正支撑一个民族走过漫长历史的，从来不只是权力、疆土或武器，而是这些看似细微却从不肯放弃的生活方式，是人们在废墟和苦难中，依然坚持把春天迎进家门的信念。

后来我们又聊到战争什么时候会结束。我说，昨天还听说可能要停火，今天又看到特朗普说伊朗马上要投降，不会停火了。伊朗妈妈叹了口气，说她觉得这个世界就像一张巨大的赌桌，大国围坐其中，彼此交换筹码、互相给牌、互相让利，目的都是为了继续留在那张牌桌上，继续做大国。她说这些年她在这个国家生活，越来越觉得，美国、俄罗斯、英国、法国、德国这些大国，表面上彼此对立，实际上很多时候手都握在一起。他们怎么玩，最后都会确保自己有利可图。真正受损的，往往是那些普通国家和生活在其中的普通人。她说，那些重大决定从来不是在我们看得见的地方做出来的，而是在普通人进不去的会议室里，他们谈判、交换条件，把很多事情都商量妥当，然后出来就能把整个世界搅得天翻地覆。

我听着忍不住笑，说她简直像个哲学教授。她也笑，说自己不是哲学家，只是活到这个年纪，在这个地方生活，很多事看得多了，只能这样想。她最后说，去忙吧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千万别去危险的地方。等我们下次再见面，只要彼此都还平安，就已经很好了。

接下来我又开始连线。主持人李科夫问我，伊朗民众怎么看穆杰塔巴一直没有出现，伊朗社会会不会乱。我说，在我看来，这个问题真正的重点可能不是他出不出现，而是这个体制本身依然完整、有韧性。即便领袖不露面，战争机器、国家运转也并没有停下来。眼下更值得关注的，是这个体制在这样的打击下依然不会垮，而不是某一个人何时出现。

晚上连线完，我正在喝茶休息，外教夫人给我打电话。1997年，我上大学时，她和外教一家就在上海教书，经常邀请我们班级同学去他们家吃饭，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。2005年我来伊朗后，他们对我一直都像父母一样，非常照顾我。刚来的第一年，我几乎每个周末都在他们家里度过。他们的两个孩子，大儿子siyavash和小女儿sarvenaz，就像我的弟弟妹妹一样。Siyavash后来大学毕业去了德国。Sarvenaz去了中国读研究生留在中国工作。Siyavash去了德国有了十几年来，只回来过两次。Sarvenaz在中国呆了六年多，也只回来过两次。如今只有外教老两口留在伊朗家中，他们都退休了。

外教夫人问我是否一切都好，说前几天想打电话但怕打扰我工作。我问他们的情况，外教夫人说她和外教就呆在家里不出门，一切都好，有时候会有朋友亲戚来看望，让我不要担心。外教夫人说，每个人都希望战争早点结束，也都在祈祷。几乎每一天，都有人说快结束了，紧接着就有新的事情发生。她觉得，到伊朗新年战争也一时半会儿不会停下来。她还说，要我跟她一起祈祷。她说我心地善良，又单纯又干净，这样的人说出来的祈祷，才会被听见。

我在电话这头苦笑。我说，我也希望战争快点结束。我想回中国，我想我妈，想孩子们。可我不能走，因为我这里还有工作。我是记者，必须留在这里。

外教夫人说，有危险的话，你随时来家里，这里就是你的家。她说虽然我未必能做到像我母亲那样，但她也是像母亲一样惦记着我。她又说，你一直都像大姐姐一样对我们好，一直在照顾Sarvenaz。我们伊朗人有时候会说一些不吉利的话，但我还是想告诉你，万一哪天出了什么事情，如果我不在了，你帮我照看Savenaz。

我听得心里一沉，几乎立刻打断她，说您快别这样说。可她只是平静地说，这不是别的，就是一种托付。人总要想未来，谁也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，如果有一天她不在了，希望我还像以前一样，把Savenaz当成自己的妹妹继续照看她。

我听得有点难过。外教夫人反过来安慰我。她说，别难受。她听到爆炸声也会害怕，怕有什么事情降临。可她并不是在害怕自己死去，而是在为别人难过。她说，每次听到爆炸声，她第一反应是，不知这次又落在哪儿了？又是谁遭了殃？她说战争每天都会死人，她感到难过，希望战争早点结束。

电话说到最后，我们谁都没有给出什么答案。战争什么时候结束，没人知道。明天会不会比今天更坏？也没人知道。可我记得最深的是她那句平静却重得让人喘不过气的嘱话：如果哪天我不在了，你帮我照看sarvenaz。

晚上9点，我想起一个学妹发信息嘱托我，请我给他们这学期没有回中国教书的伊朗外教M打电话。因为他们学校的人都很惦记这位外教。我打了电话，教授说，他和家人、亲属都还好，现在加兹温，非常感谢来自中国的问候。目前网络基本无法正常使用，一旦条件合适，他会联系中国的同事们。他说他本来现在应该在中国教学，但因为现在战争打响了，他还是决定留在家人身边，等局势平稳。我问他，你为什么不去中国呢？现在还能去中国啊，你可以去边境然后转机去中国。他说他有签证，但他更愿意和这里的同胞在一起。因为他有过身在国外、家人留在这里的经历，那种感觉让他特别难受。相比之下，现在他在这里，心里反而踏实一些。他说，您一定知道，伊朗人对家庭的依恋很深，而且“家庭”从来不只是妻子孩子那几个最核心的家人，而是一个更大的范围。也许我可以把我最核心的家人妻儿、一共三四个人一起带到中国，但是我的家人并不只是这三四个人，而是更大的范围。所以在这种艰难的日子里，我宁愿跟他们在一起，希望战争快点过去。

M教授说，还想请我一定代他向中国朋友、中国人民表达感谢。现在在伊朗，很多人对中国都怀有真诚的好感。他还说，希望等这段艰难时期过去以后，中伊关系能发展到它原本应有的水平。

聊到后面，他说了一段让我很受触动的话。他说，这个国家、这场革命，某种意义上讲，到现在还没有真正走到它应有的结果。八年战争死了那么多人，后来这个地区又经历了这么多灾难，而如今很多事情背后的手都已经露出来了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很多人都在好奇，这一切最后究竟会走向什么结果。他自己也很想知道。

他说，他希望这一切压迫和强权都能尽快结束，而且这不只是跟伊朗有关。从越南到很多很多国家，世界各地都经历过类似的故事，而现在轮到了伊朗。他希望那些长年遭受压迫的人，最终都能得到一点安慰，一点快乐。

和教授通完话，我心里很震荡。一方面，我被这种战火中的惦念、问候和人与人之间的亲情打动；另一方面，也被这些知识分子对于国家、历史和命运的复杂感情打动。明明他们有机会离开，但很多人还是愿意留下。这种对家庭、对故土的牵挂，是我这些年在伊朗一直能深切感受到的东西。

晚上，使馆那边也打来电话，先是问候我的安全情况，接着通知我，下周会有一个捐赠仪式，中方准备向在伊朗学校袭击中遇害的师生捐赠20万美元。电话里还说，大使一直惦记着我们，如果有什么需要，可以随时提出来。说实话，在这样的局势下，使馆还要继续坚持工作、协调各方、筹备这样的活动，也很不容易。

晚上10点左右。外面又响起惊人的连环爆炸声，觉得像是在经历地震。我不知道他们到底在炸什么，是巨型炸弹，还是地下设施，只感觉城市在颤抖，连窗玻璃都在发抖。

没过多久，街上传来高音喇叭播放宗教哀歌的声音，中间还夹杂着一阵阵口号。这是战争后第一次我在家里听到这么大的宗教哀歌。我猜，可能是今天圣城日大游行现场附近遭到空袭，导弹落下后激怒了很多人，所以今夜街头的口号声格外响亮。自从领袖哈梅内伊被暗杀后，伊朗宣布进入四十天哀悼期。于是这些天，每到夜里，总有不少人聚集在城市广场或在主道上开车游行，抗议美以的侵略，但今天听声音应该人更多。

可就在这样的声音之上，楼上却不断传来装修钻机“滋滋滋”的响声。有人还在赶着装修房子，还在为新年做一点点准备。外面是轰炸、口号、哀歌和愤怒，楼上却还是钻机、敲打、粉刷和修葺。战争没有让生活停下，生活也没有让战争停下。两者就这样拥挤地存在着，互不相让，彼此挤压，透出一种难以言说的荒诞和真实。